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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桂古道上的血色


雕塑再現新圩阻擊戰的壯烈場面。

紅軍堂里旗幟鮮亮。

酒海井紅軍烈士殉難處肅穆莊嚴。

兩千多年前,湘桂古道溝通了古代中國與國外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80多年前,湘桂古道發生了慘烈的湘江戰役,無數紅軍鮮血染紅古道,用生命鋪就通往勝利的通途。這是一條怎樣的古道,承載著如此厚重的歷史!為此,記者跟隨桂林幾位文史學家,沿著湘桂古道開啟了為期8天采訪,一探古道留痕——

湘桂古道的形成是在秦漢前。

當時,秦始皇為統一嶺南“鑿渠而通糧道”,始修靈渠以溝通湘桂間的交通水路。唐宋時代,隨著民間商貿日漸昌盛,加上湘桂水道年久失修,于是,一條由湖南南部經全州或灌陽、興安、靈川至漓江的湘桂古道陸路日趨完善,繁榮期達一千多年,被后人譽為“南方絲綢之路”。

“沿著這條古道一路走下去,你會發現,它承載著太多厚重的歷史。”桂林市委黨校副教授、文史學家陳憲忠神情凝重地說,“這條古道,最值得提的是至今熠熠生輝的紅軍精神——‘英勇奮戰的忠誠信仰,勇于犧牲的大局意識,秋毫無犯的人民情懷,絕地逢生的斗爭智慧’!”

A 生死相依魚水情

“娘/身邊的戰友都倒下了/他們是我的小伙伴啊/來不及告別/隨部隊匆匆向西轉移/沖過了四道封鎖線/來到了一江邊/對面是一座山/走在橋中央/天上落下一串串炸彈/我被炸翻在江里/江水好冷啊/這是我最后的記憶/娘/之后我就活在夢里/這里也有山/這里也有水/和我家鄉一樣美麗……”

站在江水靜靜流淌的鳳凰嘴古渡口,耳邊回響起《娘,我在這里》的悲愴旋律,這首歌詞由全州縣兩河鎮走出去的自治區總工會公務員廖旺月所作,仿佛表達出千千萬萬個將熱血染紅湘江的紅軍英烈的心聲。

這個清代前就設立建安司的古渡口,曾是南來北往的湘桂古道上一重要農產品貨物集散地。在古渡口不遠處,一塊古色古香的石碑屹立在那兒,無聲而肅穆地昭示著這里曾經發生的悲壯:

1934年12月1日,紅八軍團為了掩護大部隊安全渡過鳳凰嘴渡口,在楊梅山伏擊追敵桂軍。下午3時,紅八軍團也開始在鳳凰嘴渡口下游董家堰水壩搶渡湘江。此時,寬闊的江面上有敵機狂轟濫炸、后有追兵機槍瘋狂掃射,紅八軍團在毫無掩護的情況下損失慘重。據紅軍的德國顧問李德回憶,紅八軍團渡江前有11000人,在渡江后銳減至1200人,成千上萬的紅軍將士永遠沉睡在湘江冰冷的水底。老紅軍陳靖回憶當年的悲壯場面時寫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魚,河底遍尸體”。

“紅軍渡江時已是冬季,江水冰冷刺骨。”家住鳳凰嘴渡口邊上的鳳凰嘴村村民唐玉琳聽老一輩說過當年的場景,“當時靠湘江捕魚為生的村民用了三天三夜,將紅軍的遺體掩埋在離渡口不遠處的淺灘邊。”提及當年紅軍英雄事跡,當地村民很為自己是鳳凰嘴村人而自豪:“我打小從老人那兒聽到不少紅軍事跡,說紅軍紀律嚴明,不擾民,鋪稻草打地鋪睡,走時還打掃得干干凈凈。征用村民的船去架橋還給銀元。聽了都很感動,所以村里人一直好好守護著紅軍的墓地。”

離開鳳凰嘴渡口,我們一行在廖旺月的帶領下,冒雨又來到全州縣兩河鎮新富洞村的鬼仔巖。

“從湖南的道縣至桂林的湘桂古道,要經過鬼仔巖。”廖旺月邊走邊介紹,“它是連接湘桂古道的節點之一,也是保存最為完整的古道,至今還保存著完好的古村落、古亭、古井和古石板路等。”

“最近在這古道上發現的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立的修路碑,記載這古道是溝通南北往來的商道、官道。中原來的商品經過這條湘桂古道到桂林集中后,走水路可從廣州出海,走陸路可從合浦出海。”

沿湘桂古道往山上走了十幾米,看見半山腰突兀地立著4條石柱,“這建立嘉慶年間的龍鳳亭,20世紀70年代才倒塌。你們看,建亭記錄石碑還立在這。”廖旺月指著旁邊的石碑說。

“1934年11月27日至11月30日,中央紅軍兩個縱隊沿著從湖南道縣到桂林,聽村里百歲老人蔣世連說,紅軍大部隊從新富洞鬼仔巖湘桂古道走了三天三夜。每天都有6架桂軍飛機追著轟炸和用機槍掃射,不少紅軍戰士犧牲在新富江里。”

從龍鳳亭沿著湘桂古道石板路往山上走,只見路旁有一喇叭口型巖洞,約有3米多深。洞口四周張貼幾條白幅,其中,“紅軍烈士永垂不朽”八個大字尤其醒目,洞內的紅軍墓地上擺放著幾束絹花。“當時有6個紅軍傷員躲藏在這巖洞里,最后不治身亡。新富洞廖祖龍、廖祖發、廖瑞庭等幾位村民把紅軍遺體就地埋葬在洞口。至今,村民還時不時來祭掃,燒幾炷香給英烈。”廖旺月邊說邊清理著紅軍墓周邊的雜草。

青山見證,江水無語。85年過去,紅軍英雄事跡仍舊震撼著無數后人。直到今天,不少人依舊保存著紅軍留下的刺刀等,奉若至寶。而《娘,我在這里》的作者廖旺月,多年來利用公休時間自費跑遍家鄉的山山水水,采訪了30名歷史見證人,用汗水、淚水、墨水記錄下一個個鮮為人知的故事……并自籌資金16500元購置紅軍服裝用于重走湘桂古道紅軍路宣傳紅色旅游文化,默默地做著紅色文化的宣傳與傳播。

“紅軍事跡一直感動著我,我不做些事情總覺得對不起他們。”廖旺月樸素的語言如同他的所為,感人,實在。

B 誓死守住古渡口

時值初夏,界首的古碼頭水靜岸長。一位稚氣未脫的男孩正在吃力地洗刷著有些泛黃的回力牌球鞋,遠處輕舟掠過,一派歲月靜好。

“界首古碼頭曾經是古代湘桂漕運從湘江經靈渠到漓江的重要中轉站。”興安文史學家楊迪忠指著那平靜江面,聊起界首古鎮的千年歷史,“當時水運業十分繁忙,碼頭天天都停泊著裝貨卸貨的翹翹船或大船。”界首作為興安縣的北大門,是湘桂走廊咽喉要津,起著溝通中原文化與嶺南經濟文化交流傳播的“第一橋頭堡”的重要作用。

據史料所載,界首千年古鎮起源于兩漢,發展于唐宋。秦始皇修鑿靈渠,曾將界首作為屯軍運糧的基地,并在境內的東村設置了零陵縣。東漢光武帝派伏波將軍馬援率兩萬樓船水師從洞庭湖出發,溯湘江而上,南下征討交趾,曾在界首駐軍休整。

走在始建于明末崇禎年間的界首老街,青石板街道兩邊保存完好的騎樓商鋪,藥店、雜貨鋪、旅社、裁縫鋪、榨油坊、土法釀酒廠……一家緊挨著一家,密密匝匝,依稀窺見當時商貿繁華。

“這條長達1500米的老街擁有至今仍保存較完好的明清時期遺留的300多座騎樓商鋪,其中明清至民國的古建筑占有率達95%以上,是全國有名的古騎樓建筑群。當年紅軍中央縱隊就是從界首碼頭搶渡湘江,成功地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厚重的歷史使界首成為中國歷史文化名鎮。”楊迪忠口氣透著自豪。

“這古鎮的碼頭,是中央紅軍長征搶渡湘江最理想的渡口之一。”楊迪忠指著江面說,“你們看,這兒水深流緩,江面平靜,兩岸樹林茂密便于隱蔽,渡過河后橫穿公路再行兩三公里就能進入安全的越城嶺地域。”

為了保護中央縱隊順利渡江,1934年11月28日,紅三軍團四師在光華鋪一帶設立阻擊戰場。光華鋪陣地距離中央和軍委縱隊渡江的界首渡口僅有5公里,戰略地位異常重要,只可守不可丟。為了守住陣地,紅四師以驚天地泣鬼神的士氣,與敵人展開了生死存亡的拼殺,用血肉之軀擋住了桂軍4個團的兇狠進攻,以犧牲近1000人的代價,完成了保護界首渡口安全的艱巨任務。楊迪忠說,“光華鋪一戰雖然規模不很大,但是意義特別重大,它關系到中央首腦機關等紅軍過湘江,關系到整個湘江戰役的勝敗。其戰斗也很激烈,10團團長沈述清犧牲,師參謀長杜中美接任團長,不久也犧牲。一天里就犧牲了兩個團長!”

在距離古碼頭不足100米的地方,一座古老的三官堂在雨中靜穆無語。據史料記載,三官堂建于1912年,因供奉著天官、地官、水官而得名。湘江戰役中,它曾成為中央紅軍臨時指揮所,朱德等紅軍高級領導人在此指揮渡江和戰斗。后人為表示對紅軍的懷念,把其改名為“紅軍堂”。

當我們到達紅軍堂時,已臨近黃昏,四周靜寂無人。懷著敬仰之心,我們推開有些“吱呀”作響的笨重木門,映入眼簾的是紅軍穿過的服裝、銹跡斑斑的槍、刀、手榴彈……圍繞著不大的天井一字排開;四壁依舊彈跡累累,依次貼有湘江戰役戰斗的情況介紹以及歷史圖片,而墻壁上幾個擲地有聲的大字吸引住我們的目光——“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

“這句話出自1934年12月1日凌晨中央局、中革軍委、紅軍總政治部聯合發給紅一、紅三軍團的十萬火急電報。光華鋪阻擊戰的發生,關系到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勝負關系全局,人人要奮起作戰的最高勇氣,不顧一切犧牲,望高舉著勝利的旗幟向著火線上去!’這封緊急電報以無比堅決的語氣,激勵著紅軍將士死守陣地,沖鋒陷陣。”隨著楊迪忠的解釋,我們更加深深地體會到為忠誠信仰而英勇奮戰、為大局意識而勇于犧牲的紅軍精神。

在紀念湘江戰役勝利80周年的時候,楊迪忠曾經受命創作了一個情景劇——《萬萬火急過湘江》,藝術地再現了中央紅軍突破湘江的戰斗場景。“我們在通過各種方式來重溫湘江戰役歷史,傳承紅色基因,宣傳長征精神,為的是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長征路。”楊迪忠說。

再次站在界首古渡口,只見兩岸樹木郁郁蔥蔥,遠處紅軍渡江的淺灘已是水草萋萋,曾經的往事在波光瀲滟中沉淀下來,唯有古渡的存在,提示著不朽的歷史。

C 絕地逢生迎曙光

8天的尋訪最后一站,就是有名的老山界,又名越城嶺,群峰高聳,懸崖峭壁。其主峰貓兒山海拔為2141.5米,是華南最高峰。

“這山高且陡,地勢險要。興安縣華江瑤族鄉,以前叫千家寺,約五六百年前曾是溝通湖南與廣西的一條湘桂重要通道。古道最繁盛時兩旁建有伙鋪客棧,過往的旅客商人都曾在此歇腳打尖。1934年12月初,突圍出來的紅軍分三路翻越老山界。如今,華江紅軍標語樓等紅色遺存已經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腳上踏的這個位置,是古時重要軍事隘口——才喜界,是當年紅軍長征翻越越城嶺最左側的路線。”走在荊棘叢生的陡峭山嶺上,文史學家陳憲忠打開了話匣子,“翻越老山界雖然沒有湘江戰役那么慘烈,卻是紅軍死里逃生的轉折!”

1934年11月下旬,紅軍在桂北激戰七天七夜,在損失近4萬將士后,渡過湘江。后紅軍得一情報,國民黨軍又在通往湘西的路上布下了第五道封鎖線,企圖把中央紅軍一網打盡。危急關頭,毛澤東等人據理力爭,中央紅軍才改變了原先的戰略計劃,決定向敵人防御薄弱的山區前進,翻越老山界成為唯一選擇。

“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一步地上去。向上看,火把在頭頂上一點點排到天空;向下看,簡直是絕壁,火把照著人的臉,就在腳底下……當時紅軍經過兩個月的激戰,身心疲憊已是達到了人類的極限,又馬不停蹄地攀登這又高又陡的越城嶺。越城嶺的險,在陸定一的《老山界》可窺見一斑。”陳憲忠說,“除了天險,還有寒冷惡劣天氣。”

面對重重險阻,紅軍始終堅信,翻過這座山,必定迎來生的希望。他們以頑強的意志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翻越了長征中所過的第一座險峻大山,迎來了紅軍起死回生的曙光。

“翻越老山界前后時間,毛澤東的作戰主張通過周恩來滲透到當時決策層。博古、李德還想堅持北上同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但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張聞天等領導人支持毛澤東轉戰貴州的主張。”陳憲忠說,“一個月后的遵義會議召開,成為長征乃至中國革命重要的歷史轉折點。”

傍晚,雨停了。緋紅的霞光將湘桂古道染成血色;遠處,仿佛聽到鏗鏘的足音隱約響起,紅軍精神跨越歷史時空,激勵著后人不忘初心,在新時代的長征路上續寫著紅色篇章。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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