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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贏天下

  書名:延安贏天下

  作者:朱鴻召  著

  出版社:陜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陜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10月

  ISBN:978-7-224-12697-6

  內容簡介

  延安締造了新中國。延安創造了歷史,改造了人生,塑造了未來。黃土地上,延水河邊,局部執政環境下,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事業,由小壯大,從弱到強,用自己的理想信念、政治主張,政策設計、身體力行,團隊精神、高尚品德,取得存在的合法性,成長的合理性,發展的突破性,贏得民心,贏得天下。

  本書用開放的眼光,紀實的手法,在翔實豐富的歷史資料基礎上,按照嚴格的學術規范,全方位展示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的精神魅力、文化活力和社會影響力。文字清新,敘述生動,內涵豐富,值得品味。

  作者簡介

  朱鴻召,文學博士,長期從事延安歷史文化研究,相關著述有《延安文人》(《延河邊的文人們》)《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延安曾經是天堂》《延安締造》《圖說延安》《天上星星延安的人》《延安文藝繁華錄》等,主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1-60卷)》。

  目 錄

  前言:延安十年贏天下

  第一章:及時回應時代關切

  一次次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

  共產黨,給抗日救亡最響亮的回答

  國民黨,六年時間不作抗日表態

  青年學生,在抗日救亡旗幟下奔赴延安

  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道路

  瓦窯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形成

  西北大聯合,曾經謀劃的抗日愿景

  西安事變,中共走上前臺協調各方

  關于抗日持久戰的科學論述

  最初的論證

  毛澤東的總成

  鼓舞人心的傳播

  第二章:切實主持社會公正

  供給制,物資短缺環境下的民生保障

  平等比自由更能感染人

  供給制不是平均主義

  同志間的平等友愛與體面尊嚴

  同志,志同道合,人格平等

  領導,平時看得出,危時站得出

  人民,現實凡人,理想皈依

  特殊的組織需要特殊的紀律

  紀律,是集體對個人說“不”

  犯罪,任何人都要為自己的不軌行為埋單

  反貪,只有自我潔凈才有肌體健康

  第三章共襄事業,兼容并包

  搶奪人才就是搶奪天下

  偉大事業有賴眾多人才

  成為人才都是有條件的

  黃土地上的文化奇跡

  值得驕傲的文化工作政策

  窯洞有多暖,天空有多高

  雜花生樹最是春天

  科學技術何以勝出文化藝術

  引進培育良種更好解決社會溫飽

  馬蘭紙提高了革命者的生活品質

  科技創新推進邊區社會文明進步

  第四章:創建抗日民主政權示范區

  局部民主社會治理結構

  民主可以協同社會大多數

  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啟承轉合

   “三三制”的來龍去脈

  從個人主張到集體意志

  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高潮

  人民民主政治呼之欲出

  從“三三制”到“民主集中制”

  人民民主專政與王道善治傳統

  文明進程中的每一小步都是可敬的

  第五章:艱苦鍛造團隊執行力

  統一思想,統一步伐

  干革命是為了解決中國問題

  干得好還要說得好

  用中國話語向世界闡釋中國

  思想純潔,組織純潔

  讓每個人的思想都充分表現出來

  從每個人的經歷中查找疑點和污點

  把黨性原則變成每個同志的自覺行為

  審查干部,審查作風

  從“懲前毖后”到“治病救人”

  從“幫助坦白”到“搶救運動”

  從“思想改造”到“人生重塑”

  第六章:民生是政府最大的臉面

  給群眾看得見的實際利益

  農民曾經咒罵毛澤東

  善待每一位外來務工者

  貸款給最貧窮的勞動者

  把“二流子”改造成勞動者

  群眾擁戴就是執政基礎

  勞動致富體面又光榮

  幫助農民財旺人也旺

  讓農民識字讀報有文化

  把陜北鄉村建成人間福地

  農民唱起了《東方紅》

  第七章:塑造新人生,締造新社會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因后果

  “魯總司令”與“朱總司令”

  “筆桿子”配合“槍桿子”

  《解放日報》改版的歷史影響

  在新聞傳播中執行黨性原則

  把報紙辦成人民的教科書

  最搶手的精神食糧

  跋語:從延安看到我們的未來

  初版后記

  新版后記

  部分內容?

  平等比自由更能感染人(節選)

  1936年8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陜北,從保安深入到甘肅、寧夏紅軍前線,廣泛接觸正在那里進行訓練和戰斗的紅軍將士們,實地了解革命隊伍里人與人的關系,以及革命隊伍與當地群眾的關系。耳聽為虛,眼見為實。新聞記者的專業素養和敏銳眼光,讓斯諾有了自己的發現和判斷。

    紅軍跟我過去見到過的任何別的軍事組織大不一樣:軍官廉潔,官兵生活待遇平等,十分注重政治訓練,軍隊在每個村莊組織窮人參加革命委員會。簡而言之,共產黨人盡量要讓每一個男人、婦女和兒童都積極參加一個組織。[  [美]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斯諾文集》,第1卷第210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8月版。 ]

  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使得革命隊伍脫離了傳統中國宗法制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系,按照一定的政治倫理和組織原則集合起來,形成一個嶄新的革命集體。“權利平等如男女平等已初步實現。婦女也可以分享一份土地。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普遍實行免費教育。教師和其他工作人員的薪給,同紅軍官兵一樣,每月5元,另由政府供給伙食、衣著、住房及其他補助。”這里的政府機關不是發財致富之所,人們在機關工作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服務社會。“他們實行或提倡的改革絕非是田園俱樂部式的政治自由的理想。他們確實滿足了人們對食、住的基本要求和對某種民主平等的要求。”[  [美]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斯諾文集》,第1卷第210~211頁、213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8月版。]這種戰時供給制政策,是臨時性的手段,不是最終目的。斯諾逐漸認識到,這種政策實施所能滿足的,都是當時的亞洲人民最迫切的需求。

  當時,和斯諾一起到陜北的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深深地為這支特殊的革命隊伍所感動,為自己取了一個帶有西北特色的中文名字叫馬海德,自愿留在了革命隊伍里。從前線回保安的路上,馬海德看到朱德和賀龍兩位將軍都把戰馬讓給傷員騎,自己還背著東西行軍。“在軍官與士兵之間有一種簡單的民主平等,誰也沒有帶標明軍銜的肩章。他們吃同樣的伙食,住同樣的粗陋的營房。在作戰前,他們討論、爭論戰術,戰后又一起檢查討論戰役的得失,沒有什么顧慮。只是在打仗開始后軍官才是上級,那時士兵是無條件服從的。”[  沙博理:《馬海德傳》,第42~43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版。]這些剛剛經歷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士兵們,很多人都病病歪歪、精疲力盡、衣衫襤褸,但是他們毫不懷疑最終會解放全中國。

  另一位從北平燕京大學趕到陜北擔任斯諾翻譯的王汝梅,放棄即將到手的畢業文憑,也自愿留在革命隊伍里,更名為黃華。“為斯諾做翻譯,使我有機會接觸所有他采訪過的領導干部和戰士,了解他們苦難的身世,艱險的戰斗經歷……由于紅軍使用近戰、夜戰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他們經常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轉危為安。紅軍指戰員都是身經百戰,經驗豐富,對戰勝蔣介石反動集團充滿信心;他們胸襟廣闊,不只關心當前的斗爭,還關心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如西班牙共和派反對弗朗哥的戰爭和埃塞俄比亞塞拉西皇帝反對意大利侵略的斗爭等;他們有勇有謀,無難不克,他們對中國會打敗日本充滿信心;他們把人民視同親人,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從而得到人民的熱愛擁護。真是軍民魚水情啊!在蘇區人民中、在紅軍戰士身上,我的確發現了另一個中國,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力量!”[  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第27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8月版。 ]所以,他向斯諾提出,請他在報道中不要提及自己的姓名,也不要使用自己的照片。

  跟隨革命隊伍和中共中央機關從保安進駐延安后,黃華先后在中央黨校、中央組織部、西北青年救國會、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等單位學習或工作,對于延安革命隊伍供給制條件下的生活情況有了更加深入的體會和認識。

  “延安所有的機關學校過著軍隊式的生活。”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的學員們每天早晨6時隨軍號聲起床,跑步。早飯后,上午工作或學習。午飯后有午睡時間,下午工作或學習。晚飯后自由活動,然后有晚自習或工作。晚上10時,熄燈號后,大家休息。星期天放假,學員們或訪友,或逛街,到書店買書。“在延安,人們都穿著制服。”早期延安生活供給條件艱苦,冬天發一套棉衣褲和棉鞋帽,夏天發一套單衣,被褥也由公家發給。“伙食很簡單,小米飯和七八個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蘿卜,偶爾有一兩片土豆。學員每人每月發1元邊區紙幣為津貼,干部多2塊錢。當時毛主席等幾位首長每月領5塊錢邊幣。一塊邊幣可以買兩條肥皂,或一條半牙膏,或兩斤肉包子,或十幾個雞蛋。”陜北土地氣候適宜小米生長,“有些女同志吃了小米,長得胖胖的,臉色紅潤”,[  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第43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8月版。 ]個別人腸胃接受不了小米,則變得很消瘦。在物質條件比較艱苦的環境里,延安的文化生活卻很豐富多彩。每個人都被安排在一定的組織里,每個組織機構都有相對固定的民主生活會制度,同志之間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由西北青年救國會主辦的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自1937年10月至1940年4月,連續舉辦14期。學習期間,學員和教員一樣,可以領到每月1元的津貼。干部和學員同吃一鍋飯,同受統一紀律的約束,在清晨列隊出操的隊伍中,在開荒種地的勞動中,在幫助當地群眾搶收黃糧中……大家為著抗日救國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打成一片。這種人與人之間生活上的平等待遇,給曾經到訪的李公樸先生深刻的印象。

  在青訓班里只有工作職務的不同,沒有生活的不同,上至主任、處長,他們在私生活上都不用勤務,雖說也有幾個勤務員,但他們是用來傳達命令、找人和送公事的,絕對不是為他們個人倒茶取煙折被……的。在生活上大家都是一樣的吃,一樣的穿,一樣的住,沒有絲毫的不同。他們上下都沒有薪俸,只有一塊錢的津貼,由主任到勤務員都是一樣的。唯一優待的,只有炊事員,因為他們的工作苦,所以每月有兩塊錢的津貼。他們無論對什么人都叫“同志”,就是主任與勤務員,學生與主任,也是一樣。[李公樸:《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怎樣辦戰時青年訓練班》,見方仲伯編《李公樸文集》,第871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

  李公樸到延安訪問,屬于過路客人。直接進入延安革命隊伍的青年學生,他們從淪陷區或國統區奔赴延安,感受到一個全新的世界。

  從廣西歷經千辛萬苦尋找新世界的陳寒梅(陸地),1938年10月初來到延安,住在“抗大”招待所。洗漱就在延河里,吃飯是免費的。“開飯時,管理員吹著哨子。各人自己拿口盅當碗,拿西餐的匙羹當筷條,一個跟一個排長隊裝好飯,然后湊夠5人一伙,派個人去窗口領來一大臉盆馬鈴薯煮大白菜,5個人就地蹲著圍成一圈,不管怎樣,都吃得挺飽。”在等待分配學校或工作的日子里,這些新來的愛國青年們可以自由地在延安的大街上閑逛。大街上摩肩接踵,熱鬧非凡,“到處都見到像我們一樣新到的人和已經入學入伍、穿上了鐵灰色布料軍裝的男男女女。熟人相見,都是握手言歡,‘同志,同志’相互招呼,耳目為之一新,真正是投到嶄新的世界來了!”[  陸地:《青春獨白》,第261頁。桂林:漓江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半個多世紀過后,陸地回憶這段青春歲月,仍然堅信,陜北延安,這里是“我和伙伴們心中渴望的新社會人間天堂”。[  陸地:《直言真情話平生——陸地自傳》,第27頁。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

  華君武回憶自己從上海經香港、成都、西安,歷時百余天來到延安,先是住在城里的招待所,第二天就有兩位同志代表中央組織部來看望。“他們一身灰布制服,清清爽爽,干凈利落,和藹可親,溫暖周到,讓我一下子就感覺到這是一個怎樣清明公平的新世界,真是叫我一輩子都忘不掉。”[  華君武接受朱鴻召采訪記錄,2002年5月8日、14日,北京南沙溝。]留在這一代人心靈深處抹不掉的記憶都是,“延安確是新天地,官兵平等,生活雖然艱苦,精神上卻是極為滿足和快樂的。”[  華君武:《主客問答》,《補丁集》,第36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曾經在陜北公學學習的戴朋回憶,“當時同志之間是很友愛的。沒有誰會想要比其他人多吃點。工作中也是一樣,誰有一點錢就會拿出來買東西大家一起吃。那個時候發的津貼有時是1元,有時是5角,也有的時候就不發了。當時的一塊錢能買很多東西,像桃子、李子等。當時女同志還會另外發5角錢的衛生費。一些男同志還開玩笑,要搶走這5角錢買東西吃。行軍路上,冬天過河的時候,一些男同志就背著我們女同志過去”。[  戴朋口述、陳光整理:《我在延安學三門課》,見《浦江之畔憶延安》,第213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 ]

  當年作為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的約翰·高林,直到晚年還記憶猶新的是,“延安社會是一個大家庭。有些孩子的父母在前線打仗,還有些孩子則成了孤兒。人人感到自己有責任確保這些孩子有飯吃、有衣穿,并受到教育。領導人對兒童則特別關切,有的甚至收養幾個孩子……兒童們還得到同等細心的照顧。在長輩的心目中,他們就是未來”。[[美]約翰·高林:《延安精神——戰時中美友好篇章》,第57頁、第59頁。北京:華藝出版社,1992年9月版。 ]

  在這個革命隊伍大家庭里,勤務員是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大多數還是少年,參加革命隊伍后主要從事一些勤務工作,其中也有些多才多藝者,中央組織部勤務員郭聰就善于模仿當時中央首長講話時的語調和神態。有一次,延安城北門外的中央黨校禮堂演出京劇,毛澤東、周恩來、陳云都來了。當周恩來走進禮堂時,有人故意把郭聰拽出來,要他當著周恩來的面模仿周恩來。周恩來停下腳步,饒有興趣地問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郭聰笑嘻嘻地操起周恩來的腔調回答:“我叫郭聰啊!”

  逗得在場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周恩來喜悅地拉著郭聰的手,提議:“送你去魯藝學習演戲好不好?”

  郭聰更拿腔拿調地模仿起周恩來的口氣說:“那樣,我的首長不就沒有人照顧了嗎?”

  周恩來認真地說:“我們可以換其他同志接替你呀!”

  郭聰繼續操著周恩來的腔調說:“我不識字呀,記不住臺詞嘛!”

  周恩來說:“不識字,慢慢地學呀!”

  郭聰還是學著周恩來的腔調道:“好嘛!等學會了識字,日本鬼子早就被我們打跑了嘛!”

  周恩來終于忍俊不禁:“哈,你這個機靈鬼……”[  李耀宇口述、李東平整理:《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第255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月版。 ]

  只有在一個和諧、寬松、親善的環境里,這些從事日常生活服務工作的勤務員“小鬼”們,才敢于模仿領導人的腔調,展示并發掘出自己被隱藏著的才能。

  畢業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學教育系的劉端棻,1937年底奔赴延安,被組織安排到陜甘寧邊區政府區報到,受到時任邊區政府秘書長伍修權的熱情接待。

  “咱們是革命同志了!……”

  一句話就打動了這位愛國青年的心,這里的政府官員不同于國統區的長官。“到了延安就是到了‘家’。這里生機勃勃的戰斗生活,親如一家的人事關系,令人感到新鮮激奮,連那胡蹦亂跳的小毛驢、羊群,都引起我無限的興趣。”這里的物質生活非常艱苦,元旦會餐也只是食堂里多增加一兩個帶肉的菜,后勤處多供應一點烤火的木炭。但是,各單位各部門都將自己的辦公室、房間和周圍打掃得干干凈凈,窯洞貼上大紅的對聯,公告欄貼上新出的墻報,各個俱樂部都舉辦文藝晚會,干部群眾自編自演,自娛自樂,大家盡情地唱呀跳呀。多年后,劉端棻回憶這段生活,還是念念不忘地說:“我過去從未參加過這樣的晚會,真令人激動不已。人不僅需要物質,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種精神,在一定的環境里,精神往往比物質顯得更重要。”[  劉端棻:《回首延安——邊區教育生活十二年》,第6頁、第7頁。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版。 ]

  剛到延安,劉端棻不習慣吃小米干飯,導致大便不暢,時常帶血。同志們知道后,讓食堂照顧他多吃一次白面饅頭。偶爾有帶肉的菜,同志們就悄悄地把自己碗里的肉片夾到他的碗里。“這些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當時卻感人肺腑,使我體會到革命大家庭的溫暖。”“最使人感到心情舒暢和愉快的,是延安人與人之間平等、融洽的關系。這是國統區無法比擬和望塵莫及的。大家平等相處,親如一家。大家都認為,當官和當兵的,上級和下級,僅是革命的分工不同,毫無高低、貴賤之分。所以無論干什么工作,大家都心情愉快地去干。”[  劉端棻:《回首延安——邊區教育生活十二年》,第9頁。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版。 ]邊區教育廳機關里的女同志不多,平時工作都得到照顧。而這些女同志們也很開朗大方,經常主動幫助男同志縫補衣襪,拆洗被褥。單位里的勤務員都是長征過來的“紅小鬼”,年齡小,資歷老,他們走到哪里,哪里就十分熱鬧。

  有一位叫柯大勤的小鬼,當時只有十一二歲,是跟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到延安的。在機關里一邊做勤務,一邊識字學文化。他看到劉端棻的名字,認不全,將錯就錯地讀成“劉端茶”。別人給他糾正,他擠著眼睛扮鬼臉說:“你為啥叫劉端棻呢?還不就叫個劉端茶好。端茶既好聽,又好記,又好寫。你每天上班,我先給你端一杯茶,多美氣!”

  自此,窯洞里的其他同志們都學著各種方言腔調傳說著:劉端棻同志,請倒一杯茶,給咱端過來!

  這種情同手足的同志平等關系,是延安革命隊伍里一代人最美好的集體記憶,是建立在共同的社會理想信念,也是建立在物質生活供給制基礎上的一段最純真的歷史記憶。

責任編輯:呂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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